这是一场革命战争，苏星云不停地激发着革命者的情绪，可他却时刻保持着清醒，像个旁观者一样观察着一切。革命战争在宣传中固然宏伟壮大，革命者仿佛都是天使，反动派则全是恶魔。但这只是宣扬革命情绪的一种手段罢了，底层的革命者或许能随波逐流，但高层革命者必须是掌控潮流的舵手，清醒的头脑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根据地第一次扩张到了山外。山外的地主可不像大别山区的那些土皇帝地主那般过分，常常会有一些地方上的所谓大善人站在革命队伍的对立面。这让链锤社的高层思想有些混乱。
针对这种情况，苏星云召开了一次思想会议。“同志们，”他开口说道，“对于大家反馈的这些情况，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链锤社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一场劳动阶层和剥削阶层的战争，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大革命将中国分成了意图保持腐朽剥削制度的旧势力和意图打造公平社会的新势力。一个剥削制度只要存在，就会造成无数人的死亡。我们不能因为在旧势力中有几个好人，就对建立新秩序产生疑惑。”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当你们看到旧势力中有大善人在救人时，要想到只有推翻旧势力，在大别山区才能有真正的自由。”
接着，苏星云又讲起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教导人们和谐待人，重视亲情与孝道。它诞生时嘲笑墨家的平等博爱思想是对父母长辈的不敬重，这一点说得没错。父母大恩确实无以为报，对待父母亲人自然要比对待其他人更好。但这部思想只能作为与人交往的行为准则，绝对不能作为治国思想。执政管理者不能凭借喜好和感情做事。你拿着人民平等交上来的税收，却对自己的亲人家族特殊照顾，这是什么道理？和执政者有因果关系的应该是人民，而不是那些交税的人。”
苏星云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这些大善人也是一样。别看他们现在时常救济百姓，实际上他们是用剥削农民的劳动成果来救济人。而且他们在救济人的时候，还要保证自己家人能活下来。随着清政府的财政崩坏，愿意救济的地主肯定会越来越少。”
他环视四周，目光坚定：“链锤社的革命工作者只需要一个能说得过去的理由。现在，整个链锤社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是靠改造世界的信仰支撑着。如果没有解释自己行为正义的理由，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这支军队很快就会像清朝的旧军队一样堕落。”
基层干部们明确了自身使命后，不再为那些混迹于旧阶级的“好人”而烦恼。新制度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绝不会被少数人阻挡。与此同时，对俘虏军队的思想改造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毕竟，在那个年代，清朝官员偏好招募良家子弟入伍，而这支湖北军队大多是在本地征召的。给他们灌输新的思想并进行训练，他们就能转变为革命的力量。
链锤社这次在湖北有组织地消灭了湖北清军，可以说是将十几年后武昌起义的新军前身一网打尽。汉阳兵工厂三年来积累的步枪损失殆尽，剩余的清军龟缩在武汉不敢露面，被五千链锤社的军队牢牢压制。
目睹长江北岸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再说到汉阳兵工厂的产量，真是让人唏嘘不已。1896年兵工厂刚开始生产步枪时还是单发的，一年下来仅生产了1300杆。如今，整个清军的步枪加上外购的武器全都丢在了鄂北。
而此时，在大别山区的一个兵工厂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工，生产步枪。这些步枪的钢管是由皖钢生产的，撞针则是由原本不合格的、用于打造锉刀的高碳钢改造而来。几个月前，皖钢生产的这种高碳钢还需依赖德国进口，但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T12的高碳钢制造在皖钢已经能合格生产了，这全得益于皖钢严谨规范的管理。
大别山区负责的是打造零件、加工军用木材制造枪托。整个生产过程直接借鉴了红军在抗日战争期间制造八一马步枪的技术。红军在山区憋了40到45年，一共才造了9000杆步枪。而苏星云在大别山区的产量要高一些，首先钢管和各种原材料都不缺。
1896年一年就生产了三千杆步枪，而从1897年年初到现在5月，已经生产了两千余杆，而且产量还在持续上升。这种步枪比历史上的马步枪要长一些，苏星云不缺材料，拼刺刀时枪短一截可是要命的。口径与汉阳造一致，便于后勤补给，但结构上仍有卡壳等缺点。子弹射程被苏星云定在三百五十米左右，虽然远低于各国制式步枪的射程，但由于过于简陋，被苏星云命名为“简式步枪”。
一位英国军官评价说：“简式步枪各方面都卡在步枪的最低门槛上，从技术上讲简直可笑，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却异常危险，因为它的门槛太低了。”现在欧洲已经进入后膛枪时代，没有革命的事情发生，几十万军队霸占工业中心足以控制中国两个省面积的国家，只要保持军队稳定，国家根本翻不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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