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阮元入了将军府，只见正堂两侧，庆桂与张承勋已经相对而坐，都不做声，清安泰也被二人叫了过来，正在张承勋身后站立。看来庆桂这次南下，重点针对的就是自己了。果然，庆桂见了阮元入内，当即便对阮元斥道：“阮中丞，老夫在京城算着，你来这杭州做巡抚，前后也有四年了，这巡抚的规矩，你怎的到现在还不清楚？！那萧山牧地是什么地方，是国朝定鼎之初，世祖皇帝钦赐杭州八旗的旗地，从来便要给杭州官兵放牧战马，以助军需。若是如你之言将牧地变作盐场，那杭州军马从何而来，杭州军备又如何得以充足？就因为盐场赚的多，所以国家根本武备，你都不顾了吗？如此以财利谄媚于上，实在可耻！再说这旗地更革与否，从来只能旗员定夺，你并非旗人，凭什么自作聪明，妄断旗地之用！今日老夫奉了皇命，亲自南下监办牧地一事，就是为了告诉你，你升迁是快了些，可皇上也没让你这样胡作非为！老夫今日就给你看看，究竟什么是规矩，什么是体统！”
“庆中堂，此言差矣。这牧地之事，并非阮中丞的意思。”张承勋素来雅善文人，又时常在杭州旗营听闻阮元大婚、查案之事，对阮元更是敬佩。这时看阮元被庆桂斥责，便主动对庆桂驳斥道：“国朝定例，旗务确实要由旗人来办，可国朝也并无明令，说非旗人出身，就绝对不能参与旗务啊？据老夫所知，阮中丞在京之时，就参与过八旗赏银发放之事，可见只要参预旗务之人中有一二旗人主事，阮中丞便可同办。更何况，这次萧山牧地更革，是老夫、阮中丞与清藩台一同上疏，老夫名字在最前面，所以这件事本就是旗人办旗务，还请庆中堂不要弄错了。”
“张侯，你一家是何时入旗，你自己不清楚吗？”庆桂眼看“旗人旗务”一事自己并不占理，便从张承勋家世处驳道：“你家靖逆侯本是民爵，是高宗皇帝在位之时览先朝旧事，知襄壮公（张勇）于平定三藩之时劳苦功高，才特意赏了你入旗。这萧山牧地是百年旗务，你初入旗之人，怎可随便插手？更何况你一家侯爵之位是圣祖皇帝所赐，这牧地乃是世祖皇帝钦定旗产。你如此处断这片牧地，只会让世祖朝那些劳苦功高的将士在天之灵，从此难以安歇！”
“庆中堂！”张承勋虽是乾隆特赐入旗，可世袭侯爵，总是有些傲气，这时听庆桂言及自己“家世不纯”，自也不甘示弱，道：“令尊尹文端公在世之时，老夫与他也有数面之缘，文端公从来待下以礼，深得士人欢心，他老人家总督两江二十年，两江士众至今感怀！若是他老人家在天有灵，听到你这般旗民之语，却不知又有何感想？老夫亦曾闻中堂少时，便于江宁生长，怎得到了今日，反而如此拘执？也罢，若是庆中堂如此强辩，老夫说不过你，但请庆中堂上疏于皇上，言明杭州真相，到时候老夫也自然一同上折，皇上看在老夫这身补子的份上，总也该看一看老夫所言吧？”尹继善做两江总督之时，一直与江南文人亲善，乾隆朝着名的才子袁枚，便是尹继善督院密友，袁枚与庆桂也颇为相熟，是以张承勋方有此言。
而他这最后一句话，也让庆桂一时难有应对之语。按官位而论，庆桂的大学士自然高于张承勋的杭州将军，可张承勋另有一等侯的爵位，身上官服绣的是方蟒。庆桂一家虽然三朝为相，可祖孙三人都不以军功见长，就没得到爵位，庆桂自己也是因平定白莲教之功，才得了个世袭骑都尉的职衔。这样一来，二人即便各自上疏，也只能打个平手，嘉庆绝不可能轻易支持庆桂。
“张侯，庆中堂，既然二位大人各自有理。那下官这里，也有一言，望二位大人参酌。”阮元见二人在家世旗务上僵持不下，便索性直趋主题，道：“眼下萧山牧地改易之事，依庆中堂之意，乃是旗地至关重要，放牧军马不可或缺。其实中堂之言，也是下官心中所想，但中堂所言牧马之事，有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那片牧地，如今依然还能够放马！可据我等半年来多番查证，该处牧地，尚可牧马的区域，不过原先的四分之一，这片牧地下官不会动，可另外的四分之三牧地，眼下已是盐卤充斥，牧草不生。下官请问中堂，一块连牧草都长不出来的牧地，还能再称之为牧地吗？既然那里已经不能放牧，那转为他用，再别收盐租补贴旗兵生计，不是一举两得之事吗？”
“阮中丞，你是欺负老夫这许多年没离开京城，以为老夫不晓直省之事了是吗？”庆桂犹自强辩道：“老夫在新疆待过些时日，沙碛之地老夫见过，若要变牧场为沙碛，要么是牧区繁衍过度，牧草生长不出来，要么是朔风过甚，积带沙尘。老夫少年时也在江宁住过十余载，自然清楚这江南之地雨水从来充足，更不会遭朔方沙暴侵袭，却如何能让这一片牧地，百年之后便不能放牧？想来不过是你等为了赔补亏空，故意谎报实情，以国家之事为财利之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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