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7年，九月，晋阳。
弘农失守深深刺痛了高欢的神经，他终于决定再次起兵去讨伐宇文泰。
从年初小关之败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七八个月的时间了，这段时间高欢之所以一直隐忍着没有出兵报仇，是因为东魏内部也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连续用兵要冒很大的风险。
概括来说，东魏当前最要命的问题有如下几个：
第一个问题，是国内的人心还不稳定。
高欢跟元修之间的对抗长达两年之久，最后还把元修赶出洛阳，这整个过程实在是太拉风了，全天下都知道他公开对抗皇帝这件事，很多人对此也颇有微词。相比之下，元修虽然最终死在宇文泰手上，过程却要低调得多，而且宇文泰又尊重元氏皇族的意见让年长的元宝炬继位，没有像高欢一样立一个小皇帝，因此相当一部分人还是认为北魏的正朔在西魏那一边。
山西和河北是高欢的基本盘，相对还比较稳固，但河东和河南就不一样了，这些地区处于东西魏交接地带，各级管理又被当地的世家大族所把持，这些家族的政治立场直接关系到地区的稳定。比如河东薛氏就是典型的代表，家族中的政治分歧相当大，如今河东还在东魏的掌控下，完全是因为高欢的实力压制，一旦局势出现逆转，很多倾向于西魏的人就会伺机而动。
为了稳固东魏的民心，高欢也处处小心谨慎，生怕被人挑出更多的毛病。
首先，高欢极力辞掉了相国的职位，只保留丞相一职。
自春秋秦汉以来，相国都是国家的二号人物，而丞相只不过是相国的助手。后来由于相国权力实在太大，很多时候不再设立，其职能也转移给丞相。虽然两者干的活儿基本差不多，但相国的政治意义实在太大了，很容易惹人非议，还是不接受的好。
其次，高欢又坚决辞掉了元善见授予给他的九锡。毕竟历史上接受过这玩意的人基本都篡位了，现在这种局势下打死也不能碰。
再次，高欢吸取了当初跟元修缺乏沟通渐行渐远的教训，主动跟皇帝元善见保持联系。当时的东魏是双中心制，首都邺城是政治中心，高欢所在的晋阳则是军事中心。为了体现出对皇帝的尊重，高欢经常会亲自赶往邺城向皇帝汇报工作。
此外，高欢在生活小事上也异常谨慎。有一次他在汾阳天池附近散心，偶然捡到一块石头，上面的纹理看起来像“六王三川”几个字，看着很奇怪，于是问阳休之这是啥意思。
阳休之就是当初贺拔胜的行台右丞，但他最后没有跟贺拔胜去关中，而是提前投奔了东魏，目前担任高澄的行台郎中。
阳休之回答说：“六指的是就是高王你（高欢字贺六浑），王指的是当有天下，三川指的是黄河、洛水和伊水，也可以指泾水、渭水和洛水，总之就是说大王当受天命，这是大吉之兆。”
高欢吓坏了，我啥都不做都有人说我要谋权篡位呢，现在再蹦出这么块石头更解释不清楚了，他赶紧让阳休之千万别再乱说话。
结果这事儿不知道怎么被杜弼知道了。杜弼是小关之战时窦泰的监军，窦泰兵败之后，杜弼领着几个亲信跑到了弘农，被当时的陕州刺史刘贵抓起来押送晋阳。按说窦泰不听指挥盲目出兵，作为监军是有重大责任的。但高欢也知道窦泰的倔脾气，只能怪自己用人不当，没办法强求杜弼，所以把他痛骂一顿之后也就算了。后来由于杜弼的确有才华，又把他提拔为自己的大行台郎中。
杜弼才华虽好，但揣度领导意图的能力却很差。他也不知道咋想的，偷偷跑去劝高欢顺天应人，直接受禅当皇帝多好。高欢气得差点儿原地去世，顺手操起个棒子直接把杜弼给打跑了。
总之，在第一次出兵失利，而且国内内部人心还没有完全稳定的情况下，高欢也不太敢顶着穷兵黩武的罪名立刻再次发动战争。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官员贪腐成风。当时东魏的文武官员，虽说都不是大贪之辈，但基本上没几个清廉的。尤其是跟着高欢起兵的那些将领，打仗的时候很卖力，平时贪污起来也毫不逊色。
虽然经常有人告状，但奇怪的是高欢对这件事情好像并不放在心上，甚至还有些许纵容的意思。由于很多官员是他的嫡系，朝廷那边也不敢随便处理。
后来书呆子杜弼看不过去了，他主动找到高欢，请他无论如何要重视一下现在的贪腐问题，整顿一下东魏的官场。
杜弼一副急三火四的样子，好像再不处理天就要塌下来一样。高欢对杜弼道：“小杜啊，你先坐过来，听我慢慢跟你解释。大魏官员贪污的风气已有很多年了，纠正起来不是个小工程，而且现在咱们的国际局势很不乐观，很多督将的家属还留在关西（主要指的是可朱浑道元、万俟普、曹泥、刘丰这些人的部将），宇文泰一直在想方设法引诱这些人回去，南边的萧衍又专门倡导儒家礼乐，对中原的士大夫很有吸引力。如果现在贸然反腐的话，恐怕武将都会跑到西边，文官都跑到江南了。那时候人都跑没了，咱们还拿啥立国啊。所以这件事不是我不想管，而是还不到时机。你尽管放心好了，我肯定不会忘了这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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