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X年，我一（徐志摩）
说说我的老师梁启超吧。他是我的贵人，也是折磨我最深之人。适之说我是他最喜爱的学生，这话也许没错，梁公自己也这样说过。可我却也是最不受他待见的学生。
能拜梁启超为师，是我之幸，也是当年京城的一件大事。适之也是他的学生，我正是在他那里跟适之相识并成为至交的。我还是叫他一声恩师吧。恩师跟他的恩师康有为共同致力于清末的改良，维新，他们是维护帝制的。但康梁并举的改良，实际上却成了推翻帝制的先声，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步。他的《少年中国说》震撼了那最黑暗年代的中国，鼓舞了多少国人，在我成为少年时，也震撼了我。听听这言语：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这哪是散文，这就是诗啊，而且是一首力拔山而气盖世的诗。是誓言，又是预言，百年之后，居然得到了证实。或正在被证实之中。当然，对我来说，这也是后话了。
在婚姻和爱情方面，恩师对我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横竖不对眼。
我跟幼仪离婚，他完全持批判态度，比我的老爸还要狠。他给我来信说：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但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又告诫我，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我给恩师的回复则简短而坚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人之苦痛”，我明白，第一层的“他人”是指幼仪。但还有第二层。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思成是他的爱子。再怎么爱徒儿，爱子毕竟是爱子，爱徒和爱子都有“爱”，但那是分层次的。
思成爱徽因在先。徽因来欧洲之前，两家已有婚约。我却也是在他，在恩师那里认识了徽因的父亲林天民，同时也见到了徽因。之后才有欧洲的康桥月圆花开花落那一段对我来说对徽因来说都是刻骨铭心一铭终身的经历。而恩师他成为我认识徽因的间接桥梁，或许也是让他痛心疾首却又难以启齿的一件事情。
适之跟我说过，启超公是你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是非常尊敬他的。但我也理解。无论是你还是他，我都能理解。梁公一辈子走的是改良的路子，在政治上如此，在观念上同样如此。可你做的事情却不是改良，而是革命。民国第一离婚案，中华第一个案例，这是中华婚姻史上开天辟地之事，是革命啊。
徽因，我的徽徽，她何尝不想革命。她无数次地告诉我，这样告诉我，比如贴着我的脸，那样告诉我，比如流着她的泪，告诉我她的心在我这里，只在我这里。可是她还是走了我老师的路，她只能去改良。
在徽因家里，景山西街雪池胡同，我呆呆地看着窗外北海的白塔，听着小鸟在那上面掠过时发出的鸡纠声。那天徽徽不在家。可我知道，她每天都会从这个窗口看那洁白的塔。她过后会更多地去看，在她知道我来过之后。我真心地佩服自己，一边可以跟她爸爸天民叔（我刚开始时叫他天民兄的，后来改了过来，在认识徽徽后就改了过来，不着痕迹地改了过来）畅谈国事，一边可以看着白塔想着诗和爱情，想着她。天民叔是当过民国部长的人，现在地位也很高，他当然跟我几乎是只谈国事，南方政府，孙中山，陈独秀，俄国，日本，五四，国民党，共产党。这些我也在行，在美国和伦敦，我学的也是这些，尽管我的心里现在实际上已经装不下这些了。我心里满满的都是他的那位小姐，我深深呼吸着他家里的空气，这里飘着她的呼吸，我眼睛里满满地装着窗外的白塔，捕捉那飞过的小鸟，好象在捕捉她曾经的和未来的目光，求得一种同步或者共享感。可我却也能对答如流，偶然还会发表一些几乎能惊世骇俗的观点。我甚至还记得我说的一句话：这个共产党将来可能真能做出大事来，别看它平地冒出来才这么几年，却已经从几十人变成了几万人了。这可是了不得的。
我终于见到她，是在清华大学的礼堂里。我在台上，她在台下。我至今记忆犹新，她坐在第四排的中间。名正言顺地看着我。名正言顺，是因为整个礼堂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但她的目光里不仅仅是别人眼里那种好奇或者尊敬或者甚至崇拜，她的眼里有我能读懂，只有我能读懂的语言。
我做的报告叫《艺术与人生》。本来我是随便讲讲的。可是看着她的眼睛，我心里却翻滚起五味来，最多的是苦和涩。于是我的语调，尤其在讲到人生时，会不经意地高昂起来。
之后，在礼堂外面，我在跟清华的王教授边走出来边谈着的时候，还有个侯教授，还有几个同学，男女都有，徽徽似乎不经意地走了过来，加入了这一堆人，又似乎不经意地走到了紧挨着我的位置，再似乎不经意地轻轻说了一句话。我正在回应着王教授，我说：是的，中国的诗教是来自孔子的温柔敦厚，艺术也是如此，中国人的人生也是如此，但在现如今的天下，光有温柔敦厚不行了，不够了，还要有自我，要喊出自我来。这个自我，这个我，是在只讲温柔敦厚的古代喊不出来，没人敢喊的，但如今大家都在喊，用白话在喊。虽然有的人用大嗓门喊，有的轻轻地温柔地在喊，但自我是必须的，是必然的。
我这番高谈阔论一点都没有间歇，流畅得很。但一个跟我一样戴着圆圆的眼镜片的女同学却提出了问题，她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钢笔，她的问题是：志摩先生，有一句话我没听清，能否再说一下。我问她是哪一句。她说，就是“艺术也是自我”后面，“中国人的人生也是如此”前面那句。这位跟我一样戴着圆眼镜片的女同学真行，居然记得那么完整准确。这两句话中间我确实说了另一句话，但这句话我说得很轻，轻到只有她，我说的是徽徽，只有她能听清。我说的是：好的，那就后天下午。几点？我对这个女同学说，这不重要，我也想不起来了。她，我说的是我的徽徽，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她其实也回应了我，她的声音也是只有我能听到的那么轻，轻得恰到好处。她这句话是在我说到“大家都在喊”的时候说的，她说的是“三点半”，正好跟“都在喊”押韵，按现代语言是押韵的。我服了她了，我更服了我自己，人家后来说地下工作，我觉得地下工作就应该这样做。我的心可以两用，而且用得是那样的自然。可见我还年轻。年轻是许多东西的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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