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至诚急急忙忙地赶路，后面的敌特盯梢紧随其后。张景城拉着黄包车急匆匆赶来，“上车！”张景城喊道。
王至诚不慌不忙地上了车，“要沉着，平时怎样走就怎样走，别让敌特看出破绽。”
张景城也算是有经验的黄包车司机，他知道盯梢的并非敌特，而是自己的战友，意在暗中保护王至诚此次出行。
张景城说：“其实在上海有很多工作岗位，比如报社、图书馆、书画社等等。即使非要当个大学教授，也未必非要进上海大学不可。”
王至诚听后不悦，立刻喊道：“停车！”脸色阴沉，目光犀利地盯着张景城的后背，“你到底在说什么？居然敢质疑我的决定！”他的声音低沉，却透着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张景城急忙将车停下，强自镇定地解释道：“现在进上海大学的风险太大，我们需要更周全的准备。”他心里明白，王至诚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王至诚冷哼一声，深吸一口气，努力压下心中的愤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上海，犹豫就是失败。我们必须果断出击！”他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虽然压力巨大，但他绝不会退缩。
张景城无奈地说：“要不是靖尧姐的吩咐，我才不愿在大雨中拉你呢。”
王至诚坚定地告诉他：“我就认准上海大学了。能帮忙就帮，不能帮我就步行去！”说着就要跳车。
“别！别！要是姐知道你在雨中步行前往，还不心疼啊！”张景城急忙劝阻。
“知道还不快走？”王至诚焦急而不耐烦地喊道。
张景城快步行驶了一段路，抹去脖子上的汗水，缓缓说道：“靖尧姐认识黄埔学校一个叫陈庶康的青年，他和上海大学的瞿秋白、震旦公学的邵力子关系不错，我们不妨先找到陈庶康，再找于右任。”
王至诚说：“你说的是陈赓吧，湘潭人，曾投笔从军。我当时在北京美专学习时，还给他写过信呢。”
陈赓，原名陈庶康，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湘潭，出身将门，祖父是湘军将领。他曾参与讨伐吴佩孚、驱逐张敬尧和赵恒惕的“护法”之役，以及湘鄂战役。之后，他从岳阳脱离军队到长沙，参与‘青年救国会’等群众团体，积极从事反帝爱国活动。1923年，他先后参加湘潭“27”惨案罢工和示威，并担任湘潭外交后援会执行委员，因参与反日斗争而负伤。
张景城心中隐忧，陈赓与陈庶康是否为同一人，这是党的机密，王至诚现在仍在考察期间，万不得已不能告诉他。张景城一边思索，一边拉车。
没想到，王至诚对陈赓的了解显然不止这些，他说：“当初在北京时，我并不知道陈赓在1922年就已加入共字号，还不了解他的军事天才。”
陈赓早在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1期，期间参加了平定商团的战斗。毕业后，他先后参与了平定杨、刘叛乱的战役，抗击英法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以及省港大罢工。
王至诚接着说道：“1925年8月2日国字号左翼派廖仲恺被暗杀，陈赓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与追查和捉拿凶手。同年10月，又参与第2次东征战役讨伐陈炯明……”
张景城被王至诚的知识震惊，突然将黄包车停下。此时，刚好有一个年轻人从路边的报刊亭走过来，他的身高和相貌在历史资料中并没有详细记录，王至诚并不知道眼前的正是陈赓。
“请问您是陈赓吗？”王至诚问。
“敝人，王庸。”年轻人说着便在王至诚的空位上坐下。
张景城将王至诚和王庸拉到报刊亭附近的一棵梧桐树下，既方便张景城望风，也便于王庸与王至诚交谈。
二人聊了一会儿，王至诚向王庸提到蒋司令继制造“中山舰事件”后，陈赓对“党务整理案”非常反对，并声明脱离国字号，誓师北伐。去年9月，陈赓与顾顺章被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的经验。
王庸顺水推舟地说：“所以，陈赓从苏联来电，让我对王至诚考察一番啊！”
王至诚说：“据说陈赓和顾顺章于今年2月已经回国，并来到了上海。”
王庸回答：“非常遗憾，1927年3月前往武汉，任北伐军第2方面军特务营营长。”
王至诚说：“不管你是不是陈赓，即便你是陈赓派来的，也希望您能帮助我，早日见到于右任，我早一日进上海大学。同时建议在上海大学筹建景星学社分社，成立《兰亭序》暨王羲之研究会。”
到这个时候，王至诚不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因为它是共字号的‘革命的摇篮’！”
王至诚说得一点不错：上海大学一度被学生们自嘲为一所简陋的“弄堂大学”，但它又是一所共字号活动的“革命摇篮”。像瞿秋白、邓中夏、陈望道等都曾在此任教，影响并培养了像阳翰笙这样的革命青年，以及李士群一个没有背景的穷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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