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聪七年，即明崇祯六年，公元 1633 年的七月，注定是个被鲜血与悲恸染红的月份。彼时，后金的势力如乌云般，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着大明的重要海防据点——旅顺，悄然压来。
这一年，孔有德与耿仲明的舟师在鸭绿江一带肆意活动，犹如搅乱平静湖面的恶浪。大明总兵黄龙派遣副总兵沈世魁，率领水师官兵毅然出击，以果敢之势烧毁了叛军的战船。这一举措，如同在孔、耿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们自此便心怀报复之念，时刻窥伺着复仇的时机。
当他们探知“旅顺兵尽出”，城内防御空虚的消息后，犹如饿狼嗅到了猎物的气息。孔、耿二人立即引导后金的兵部贝勒岳托——努尔哈赤之孙、代善之子，以及户部贝勒德格类，统率着一万马步兵，挥军如猛虎下山，直逼旅顺口。
在此之前，后金水军力量薄弱，且对明军那威力巨大的“红夷炮”以及严密的陆路防守心存忌惮。然而，孔、耿二人归降后，后金的实力陡然增强。他们不仅获得了战船百余只，还有红夷炮六七门，军力大振，终于具备了攻坚的条件。再加上启用熟知旅顺军情的孔、耿作为攻城先导，一场惨烈的攻防战，在黄金山这片土地上，就此拉开了帷幕。
面对这险恶至极的战局，黄龙总兵却镇定自若，将固守旅顺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使命，率领将士们浴血奋战。每一声喊杀，每一次刀剑相交，都交织成一曲悲壮的战歌。然而，随着战事的胶着，局势愈发危急，最终“火药矢石俱尽”，且援军迟迟不至，败绩渐显。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黄龙深知旅顺已难以固守。他目光坚毅，当机立断，派部将谭应华携带总兵官的印信，跨海前往登州。在留下的遗书中，他豪迈地写下“生前不爱五尺躯，死后惟有三尺剑”，尽显铮铮铁骨。谭应华临行前，黄龙郑重嘱咐：途中若遭遇敌军，务必将印信投入海中，绝不能让其落入敌手。
安排妥当后，在这一年的七月七日，黄龙选择以自刎的壮烈方式，扞卫了自己的尊严与大明的荣耀。他的部下，骁将李惟鸾，眼见旅顺城破已无可避免，毅然自焚其家属，而后与项作临、樊化龙、张大禄、尚可义等将领，均在与后金的血战中，英勇阵亡。
城破之日，后金大军如潮水般涌入。本欲大肆屠掠一番的他们，却惊讶地发现，城中百姓寥寥无几，多数人不知所踪。原来，因后金常年对旅顺的袭扰，城中百姓在漫长的岁月里，早已摸索出诸多巧妙的藏身之处，以此躲避战祸。
孔有德见百姓与自己玩起了地道战，恼羞成怒，遂下令全城搜索。然而，百姓们的藏身之所实在太过隐秘，搜索行动收效甚微。情急之下，孔有德心生一计。他命士兵将城中街道撒满银两，每隔一天便仔细清点一次，一旦发现哪里有银两缺失，便在其周围展开严密搜捕。
依照此计，搜捕效率果然明显提高。待到全城路不拾遗之时，孔有德已俘获城中百姓五千余人。而经此一战，明军元气大伤，在后续的岁月里，再也无力收复旅顺。这片饱经战火洗礼的土地，自此陷入了后金的掌控。
三年后……
崇祯九年十月十七，辽东湾。
李长风站在旗舰“镇海”号的了望台上，单筒望远镜扫过旅顺口灰蒙蒙的城墙。这座被皇太极称为“辽东锁钥”的坚城，此刻正被初冬的海雾笼罩，城头镶蓝旗在咸腥的北风中猎猎作响。
“禀侯爷！”第三舰队总指挥关大彪大步登台，皮甲上还沾着前日海战的硝烟，“热气球观测到北门粮车进出频繁，建奴怕是刚从朝鲜劫了秋粮。”
李长风冷笑，镜片定格在城墙上新筑的三角马面——那是仿制宁远城的西洋棱堡，可惜筑城的汉人工匠偷偷留了气孔。
“传令。”他摘下望远镜，海风掀起猩红斗篷，“开花弹轰击城墙裂缝，燧发队抢占黄金山炮台，告诉陆战营……”
话音未落，西南天空突然炸开三枚绿色信号弹——潜伏三年的夜不收，终于点燃了埋在东港火药库的引线。
震天动地的轰鸣中，旅顺城东北角腾起蘑菇状烟云。三十门红衣大炮同时怒吼，铸铁炮弹精准砸进城墙裂缝，本就偷工减料的夯土墙像酥饼般崩塌。
“登陆！”
四百艘舢板如离弦之箭扑向海滩。镶蓝旗甲喇额真鄂硕刚带人冲到滩头，就见明军船头竖起丈许高的铁盾，盾面倾斜如鱼鳞——这是李长风仿朝鲜龟船改良的“避箭楯”。
“放箭！”鄂硕挥刀嘶吼，却见明军阵中飞出几十个陶罐。
陶罐落地炸开，呛人的白烟瞬间吞没清军。烟雾里响起镶蓝旗士兵的惨叫——罐中混着济州岛火山灰与辣椒粉，粘在眼球上能让人疼得发狂。
“刺刀阵！”
陆战营千总王铁柱率先跃出盾阵，四棱刺刀捅穿正在揉眼的鄂硕亲兵。鲜血喷在“荡寇平虏”的战旗上，那旗子是自打李成梁时代就有的，如今成了破阵先锋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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