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最离谱的还得是印度，因为当地学者发现在印度有时候会测量不到影子，所以便认为印度处在太阳的正下方，也就是天下的中心。
不过，随着佛教在华夏的逐渐本土化，天下之中又逐渐被本土和尚所避讳不再谈及。
要么就是印度、华夏都算“中国”。
好嘛！
又一个“自古以来”，还是主动送上门的！
到了隋唐时期，天下复归一统，“中国”才再度成为华夏的地域文化双重代词。
华夷之辨更是成为了隋唐建立中国的主要政治结构，到了大周正统武则天。
同样也对洛阳为“中国”非常重视，还效仿西周迁都九鼎，也在洛阳搞了个翻版出来。
就是难为了当时在印度、武周往返出使的大唐高僧义净法师了。
这位高僧在出使印度，回国途中经过室利佛逝国之时，发现会观测到“夏至无影”的特殊现象。
这也是古人最早认识到北回归线。
而后回到洛阳，义净法师也说：“洛州无影，与余不同。”
也别管他是怎么量出来洛阳无影的。
作为朝廷的使节，高僧和忠臣之间，有时候也需要灵活的变通。
中国、夷狄在汉唐的区别，也远没有达到民族文化的时候。
真正有着明确表现，甚至体现出近代民族主义的时期，还得是从宋朝开始。
石介的《中国论》也是第一部，明确提出了华夷之辨，并将其上升到民族国家层面的文章策论。
宋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华夷之辨和民族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宋朝姑且算是统一王朝，却没有完成大一统。
在宋的北边是辽国契丹政权，西边是党项人的西夏政权，南边又有大理、安南这些王国割据。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所以大宋的“邻国友邦”，个个都是说话又好听，打架也能并肩子上。
没能完成大一统的宋朝，尤其是以燕云十六州为主的汉地，被辽国、西夏等夷狄政权长期占据。
这就导致两宋的士大夫们对于中国和夷狄之分，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情绪。
林煜这时做出总结道：“也就是从宋朝开始，士大夫们清晰认识到了，中国是一个国家，而夷狄所属的辽、西夏同样也是国家。”
“北宋与辽国的外交国书开篇，基本都是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作为开头。这不光代表宋辽两国是平等的外交对话关系，也明确了中国、契丹是两个独立国家，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这一点，可以从宋辽两国多次外交发现，当时明确勘定了国家边界线，甚至摆出了寸土必争的态度。一旦两国军队任一方，公然越过外交文书所定的边界线，就会引爆战争。”
“这与汉唐时期中国、夷狄的模糊观念，明显是不一样的。”
民族国家，强调了民族主义与国家观念。
而且这个民族国家的观念自宋朝而始，又被后来的元明清相互交替继承，到了清朝体现的最为剧烈。
清朝的满汉之争，就是民族国家的精神特质，在持续性的发挥作用。
说得再难听点，中国是中国，你们这些夷狄外族，不要这么没有边界感，老是跑到中国来碰瓷！
“民族国家便是华夏的精神特质。”朱瞻基喃喃自语，神色间若有所思。
于谦倒是举一反三：“所以，天竺、蒙古、日本、朝鲜等国，也具备与华夏类似的民族国家精神特质？”
林煜点头：“你可以这么理解，如果说中国是华夏的民族国家精神特质，那么天竺的种姓制度观念，也未尝不能是他们的精神特质。”
奴隶等级制度也能成为民族国家的精神特质？
这未免有些过于抽象了。
呵呵，抽象就对了！
在如此畸形扭曲的种姓制度影响下，印度人对自己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认同感，而且也不在乎被外来民族统治殖民。
换言之，印度的民族国家特质，就是外来民族展示拳头，那他们就会乖乖背负双手，敞开大门欢迎外来民族进屋劫掠，只要劫掠完顺便收他们做奴隶就行。
至于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奴隶了，这还用问！
什么？你说印度的教义里，神从来没提到过种姓制度？
那没关系，就算神没有说过，他们也认为，种姓制度应该存在。
而由此引发的最直观表现就是，后来的英国人殖民印度，本来还是小心翼翼，一切以合作为前提，并且尽量获取商业贸易特权。
直到印度新的孟加拉王公更讨厌英国人，而倾向于法国人，所以便决定对英国实施武力驱逐。
这场决定印度命运的普拉西战役，英国总出兵900人，外加9门火炮和2000名印度土兵雇佣军。
而孟加拉则出兵7万大军，53门法国火炮和40名法国炮手，战力差距堪称悬殊。
大战一触即发，结果相当抽象。
孟加拉7万大军全军覆没，英国人则付出了75人的“惨痛”伤亡代价，“艰难”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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