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辽人返乡是一方面，还有大灾害中流离失所的难民，朝廷如果安置不了，东江镇也可以为他们提供安居之地。
当然，这可能还要再等上几年，灾害从大西北，一直蔓延到河南、直隶等地，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不是说辽东的自然条件就比中原要好，而是在辽东没有那么重的赋税，没有地主士绅和官府的残酷压榨。
如果在内地推广种植土豆、玉米等耐旱作物，官府得力，组织百姓兴修水利，收成应该超过辽东。
可惜，大明帝国这架老旧的机器已经锈蚀严重，从上到下的动员和执行力，已经难以抵挡大灾害的侵袭。
而辽东，如果能从建虏手中光复，那将是一张白纸，可以自由勾画；东江镇这个新兴的团体，效率和活力，也不是大明朝廷能比的。
郭大靖很庆幸能身处东江镇，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其能够日益迸发出篷勃向上之势。
如果是在辽西，在利益集团的压制下，他哪里会有施展的空间？如果是在内地，就更将陷进大染缸，无法自拔。
卢象升、孙传庭，他们没有能力吗，郭大靖觉得除了自己对历史的熟知，在军事指挥上，在文化素养上，在勇武凶悍上，都要屈居其下。
但结果又如何，卢象升与他的天雄军，独力抵挡建虏，奋勇战死，却数年不得朝廷恩恤。
孙传庭和他的秦兵，在屡战屡败却越败越多的农民起义军面前，折戟沉沙，冷血多疑的崇祯亦是不封不恤。
而明末这两位擎天之柱般的人物，并不是死于敌人，而是亡于他们得罪的那些利益集团。
因为“因粮”，因为“清屯充饷”，他们已经举目皆敌，尽管是救国的良策，却触动了官员地主士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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