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几个月里，镰锤社的两万人也没闲着。他们首先在西康掀起了打倒奴隶主的运动，农奴解放运动随之展开。其实，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西康的农奴主和土司等上层人士非常不安分，动不动就叛乱。镰锤社进入西康后，决心彻底根除这一现象。
农奴解放运动激起了下层民众对这些土司的仇恨，接下来镰锤社开始组织生产，要在经济上将这些刚刚获得解放的农奴与镰锤社的经济体绑定。
“接下来就是信仰的问题了，”苏星云在一次内部讨论中说，“西藏人信佛，佛教本身是很柔和的宗教。但是，西藏人礼佛的方式有些过头了。他们将自己一年的劳动所得分成两份，一份自己花，一份给寺庙。这在大多数汉人眼里是不敢想象的。”
他接着说：“既然我们无法阻止西藏人对佛祖的虔诚，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寺庙里的和尚进行严格管理。当西藏和尚必须有苦行僧的标准，这个标准必须由政府来制定。我们不能让寺庙变成藏污纳垢的地方。”
关于寺庙管理的法案正在谨慎推进，镰锤社内部已经商定，在未来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必须接管西藏两大活佛的金瓶选佛之权。这一决策彰显了他们对西藏宗教事务的重视与未来规划的深思熟虑。
1903年11月4日，弗朗西斯·荣赫鹏率领一万人马在西藏边境集结。远东的英国外交官闻讯后，不禁感到困惑：白厅的那帮人难道真的以为我们拿自己不当回事吗？明明已经报告了镰锤社扩张至四川的消息，印度的军队为何还如此冒进？
实际上，白厅确实仔细审阅了中国公使关于镰锤社掌控四川的报告。但他们认为，镰锤社刚刚拿下四川，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一成果，就像欧洲列强在新征服的殖民地上需要镇压反抗一样。然而，这些欧洲人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套用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追求大一统的国家上，战略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镰锤社已经明确表态，与清朝展开内战较量，并在北京战役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这相当于在全中国人面前宣告了自己有资格问鼎天下。其他省份的人无论如何抹黑镰锤社，也无法将其定性为外族入侵。镰锤社吞并国内省份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缓慢而有序的统一过程，过程中并未引发民族仇恨和游击队的形成。对四川人而言，镰锤社的吞并不过是成王败寇的结果。
只是，镰锤社为了稳步推进基础建设和工业化，彻底摧毁旧有阶级，这个统一过程需要数年时间。这给西方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镰锤社是在遭遇强大外界阻力下的缓慢扩张。正如慈禧太后所言，南方的反叛者已将整个天下视为盘中餐，正细细品味着每一口。
远东的英国驻中国公使感到白厅给自己出了个难题，但事情仍需解决。于是，英国公使特意来到镰锤社的地盘，与镰锤社的外交部长高云展开谈判。英国公使严肃地声明了大英帝国在西藏的行动，并警告镰锤社不要轻举妄动。高云事先已得到苏星云的指示，保持沉默，准备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面对英国公使的警告，高云故意左顾而言他，这让英国公使误以为镰锤社是在委婉地避让。于是，他放心地离开了。然而，他并未察觉到，一场精心策划的“闷棍”正悄然向他袭来。
这个时代的外交，与后世相比，存在着天壤之别。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洗礼的欧洲，当时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视为不容置疑的真理。在他们眼中，消灭落后国家的人民，仿佛是在执行一项净化人类血统的神圣使命。苏星云对于清朝和民国时期所持的文明外交理念，感到荒谬至极。他戏谑地说：“人家视你为劣等种族，准备为地球清除害虫，你却还在跟他们谈文明？一个落后的种族，又有何资格谈论文明呢？”
面对这样的外交局面，单纯的口头警告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唯有让对方付出惨痛的代价，直至他们感到恐惧，才会重新审视你的实力。1904年4月，英国人在山谷中遭遇了五千名手持火绳枪的西藏士兵。西藏指挥官出示了清朝对这片土地领主的册封文书。由于西藏士兵占据有利地形，英国人佯装和谈，提议双方同时退出子弹。然而，西藏士兵并不了解现代步枪可以装填多颗子弹的原理。当他们看到英军士兵退下一枚子弹时，这些虔诚的信徒也熄灭了火绳枪的火绳。
就在这一瞬间，英国人突然开火，整整五千名西藏士兵惨遭机枪和连发步枪的屠杀。战斗结束后，荣赫鹏得意洋洋地对部下说：“这就是对付野蛮人的智慧。”
就在英军准备向拉萨进军之际，镰锤社的六个团在藏族向导的引领下，也开始向圣城拉萨进发。与此同时，在拉萨的活佛凝视着东方，预言道：“东方的红色王者即将到来。”
苏星云此刻也抵达了西康地区，他已做好了与英国在中印边境展开一场大规模边境战争的准备。源源不断的物资正沿着古老的茶马古道，通过马匹运输而来。踏入西藏的苏星云，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感受到了一股淡淡的意志，弥漫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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