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链锤社撤出北京和河北之后，内部一些新干部开始质疑高层是否错失了快速统一的机会。苏星云并未直接回应，而是老党员们迅速行动，组织起强大的舆论宣传，强调链锤社的革命是对三大阶级的全面革新，这一过程中不容任何妥协。他们宣称，这场革命标志着工业社会向农业社会的深刻转变，既是长期过程，其结果也是不可逆转的。
自从北京战役结束以来，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仅获得一个省份，链锤社上下却对未来充满了无比的自信。与世界顶级国家力量的交锋让链锤社治下的民众深刻感受到了政权的强大，再也不用担心弹丸小国的军队能轻易打到中国的核心区域。
1901年五月，链锤社军队撤离津京地区后，在七月和八月迅速吞并了两个省份，遭遇的抵抗微乎其微。
然而，链锤社在这两个省份实施的无情土地改革行动，立刻让南北各省原本观望的心态荡然无存。不是因为清王朝尚未走到崩溃边缘，而是链锤社的凶猛态势将南部各省全都逼向了清朝一侧。链锤社对外宣称的“一个中国”标准已经广为传播：要么承认清朝，要么承认链锤社，任何第三种情况都将导致断绝一切关系。至于其他意图独立的省份，也不得不重新掂量自己能抵抗链锤社红军攻击多久。
“看来我们的计划得重新安排了。”广东的一位官员在得知链锤社的行动后，无奈地对手下说道，“原本打算在八国联军侵华后推动南部各省独立联邦，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是啊，红军的威胁太大了。”另一位官员附和道，“我们得想想怎么应对链锤社的压力。”
既然无法独立，又想抵抗链锤社日益增大的压力，这些省份只能选择向北方表忠心。
在广东发布的新版上色时局图中，原先代表链锤社的那只狗被替换成了张牙舞爪盘踞在中国中部的红色地狱三头犬。广东和上海的媒体纷纷以悲愤的语调报道了链锤社对“人民”的残暴破坏，甚至宣称链锤社是中华文明的毁灭者。他们对链锤社的一系列高层进行了人身攻击，言辞激烈。
苏星云可不是好惹的，他在1901年十一月四日果断采取行动。两万山东红军以拉练的形式越过苏北边境，携带重武器向上海方向急行军。英国立刻提出了抗议，但链锤社方面并未理会。最终，英国通过上海官府查封了那家报社，链锤社的部队才在半路停下。
第二天，报社的编辑和写手因诽谤罪被关进大牢，链锤社的部队这才返回。回去时，他们在苏北就地实行土地改革，进一步扩大了链锤社在江北的控制范围。
这场风波过后，再也没有媒体敢直接对链锤社进行人身攻击了。
这件事清楚地表明，没有力量的言论不过是徒劳的喧嚣。对于“中国文明毁灭者”这样的帽子，我们绝对不能接受。在宣传阵地上，我们不追求占领实际掌控地盘之外的舆论，但在我们所控制的地盘中，舆论必须由我们主导。《中国文明型国家》这本书的出版，正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
相对于4月26日章太炎在东京组织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中鼓吹的种族革命，链锤社提出了一个与西方民族国家截然不同的概念。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七大强国的文字语言各不相同，按现代的观点来看，它们就如同七个不同的民族。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尽管这些国家的人民被划分在不同的地域省份，但他们都自认为是汉族的一部分。汉族的形成，其核心就是对华夏文明的认同，这是我们先人的伟大功绩。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面对历史的机遇，只要愿意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那么就不存在满、汉、蒙、回的分野，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苏星云一直认为，民国时期强行将中国人划分为五个民族并推行五族共和的政策是一个失误。然而，后来有人对此进行了补救，将少数民族进一步细分，并明确界定了主体民族的地位。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苏星云绝不允许这种的现象。他直接提出了文明型国家的理念，以淡化中国各大民族之间的界限。
文明国家的概念提出后，链锤社进一步对儒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正统性提出了质疑。他们宣称，自己才是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所倡导的天下大同理想的真正传承者。那些刚刚从八股文中解脱出来、初见世界的腐儒，以及那些在国外读了几年书就开始贬低中国一切的人，他们的言论又怎能与我们这个后世已然强大的中国所提出的理念相提并论呢？
“我们的理念是先进的，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苏星云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坚定地说，“我们要坚决扞卫中华文明的尊严，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他的话语赢得了在场众人的热烈掌声，大家纷纷表示要为实现文明型国家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思想的较量，归根结底是思想家信念的比拼。链锤社，这个怀揣着复兴整个中国宏伟目标的团体，其所散发出的气势磅礴、堂堂正正的思想，绝非那些朝不保夕、意志薄弱的平庸之辈所能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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