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不相瞒，此事确需先生相助，不过先生有一事，说得却并不准确。在下今日前来，只是想着向先生借一笔钱，之后自会连本带息，一并奉还，却不是来找先生捐钱的。”阮元见吴康成从容应答，便也坦诚相待。可吴康成听着“借”与“连本带息”两个词，也一样怔了一怔，似乎朝廷来找他帮忙，从来都是捐而不借一般。
“中丞是来找在下‘借’款吗？哈哈，中丞可是太客气了。”吴康成不禁笑道：“却不知中丞所借，竟为何事？”
“海防之事，眼下朝廷已批准了我与沿海四位提镇的奏疏，现下要在浙江新造三十条大船，四百门大炮，其中所需，大约有十万两，但朝廷限于川楚战事，却不愿再拨款给我等。所以我等抚院藩臬，已将可以动用的养廉银尽数出捐，可是即便如此，仍有一部分缺口，是我等无力填补的。”阮元也不再隐瞒，将实情全盘托出。
吴康成倒是并无异状，毕竟浙江所需只有十万之数，相比于他捐给川楚的银两，实在不足为道。便轻轻捧过茶杯，缓缓品了品茶，笑道：“看来还是中丞见多识广，看着在下这茶淡了些，不愿饮了。也罢，在下这就让下人收了这些不入流的茶去，今日欠中丞的一杯茶，在下只能来日再补上了。却不知中丞今日这‘借’，是要多少银子呢？”
“吴先生，这茶虽看起来淡了些，其中意蕴，却自深刻，是以我想着先谈过要事，再行品茶不迟，却不料让先生误会了。”阮元陪笑道，其实他也清楚，所谓“收了茶去”，乃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送客礼数，主人将茶杯收走，会面便告结束，吴康成此语，显然是不太愿意借钱。所以自己也只得继续说明实情，道：“眼下所需，大约是五万两之数，如若战事得平，自当以二分之息还于先生。”
“五万两吗？”吴康成笑道：“中丞大人有所不知，在下生意这几年因川楚战事，本来也是连年不利，今年为朝廷捐输百万，已是竭尽所能，再没有多少余钱了。即便中丞与在下约到二分的利息，在下拿不出这本钱，总也帮不了中丞啊？”
“此事我已与刘藩台商议过了，除了二分利，我浙江抚院藩司，尚有一物，可以作保。”阮元道。
“却不知中丞所言是何物？”吴康成问道。
“浙江藩库。”阮元说得从容，吴康成却也不禁一惊。
看着吴康成似乎难以置信，刘烒也补充道：“吴先生，其实这件事我与阮中丞之前也已经商议过了，我是浙江布政使，藩库本就是我来经手，这次皇上下旨加铸船炮，因无力拨给经费，特许我等暂时自行支用浙江藩库。所以中丞与我谈起藩库出抵，我并没有意见。怎么样，吴先生？眼下藩库存银，确实不多，但若是来年川楚战事有所好转，又或浙江的亏空有了改善，藩库就自然有余银偿还先生。这笔买卖对先生而言，怎么说也不亏吧？”其实阮元这时所需军费也只有三万两之数，但考虑到如果只借三万两，藩库必然空虚，到时候任何意外浙江都无力解决。所以最后二人协商一致，暂留下藩库的余银，作为抵押之用。
“若是先生同意，我二人愿今日就与先生立下借据，之后若是我二人有拒捕偿还先生借款之事，先生只管将我二人出抵藩库之事上报皇上。我二人到了那时，自然甘受刑责。”阮元道。
吴康成自然清楚，出抵藩库，决计不是小事，只要阮元和刘烒稍有闪失，在嘉庆那边就是渎职重罪，毕竟嘉庆只说了藩库交由二人自主使用，却没说究竟可以做什么，二人行止稍有逾矩，嘉庆都可以翻脸不认账。而五万两银子既然有了藩库作保，就一定能还清，若自己只是凑五万两出来暂时帮助阮元，这件事就不难了。也对阮元和刘烒再次拜道：“阮中丞，刘藩台，是在下狂妄，中丞与藩台向在下求借，在下本不该有所疑虑，还请二位恕在下不敬之罪。这借款之利，在下只取一分就好，却不能再麻烦二位大人了。”
“吴先生这是哪里话？”阮元忙回拜道：“先生为国捐输，本就是我们这些为官之人对不起先生才是，又怎敢称先生之言为罪呢？既然先生愿意出捐，在下自当全力以赴，清剿海寇，事成之后，也自当上奏先生捐输之功。”
“如此，在下也先谢过中丞了。”吴康成道。
眼看筹款之事已经尘埃落定，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相继就坐，开始品起那杯茶来。茶虽渐冷，香气犹在，倒是无碍品茗。只是阮元放松之余，又忽然想到一事，向吴康成问道：“吴先生，方才听先生说，先生在浙江产业不多，这也无妨。但我在浙江任官前后数年，与商人来往甚稀，却并不知浙江商人之中，可还有像先生一般人物？若是在海上经营的，那便最好，这清剿海寇，也需官兵商民，团结一心，才能事半功倍啊。”
“中丞这样说的话，浙江沿海的商人，在下却也识得几个。”吴康成道：“我在温州也有座商馆，虽然不以海运为生，却也熟悉当地长于海运之人。若说温州最大的海商，此人姓郑，双名天选，江浙闽粤诸省，也都有他的生意。若是中丞不嫌，在下知道他浙江分号所在，倒是可以为中丞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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