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只好自谦略通一二。毕沅也笑道：“阮学使，其实这宋辽金元四史，士子研读本就不易，司马温公之后，《资治通鉴》可是整整七百年无人再续了。这四部正史，元明二朝修得又过于繁冗，自是误了士人学习。是以我早就发下宏愿，要续修《资治通鉴》，成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哈哈，话说回来，这次我来济南，还意外遇到一位史事大家呢，想来一两年内，大事可成了！快去请辛楣先生过来，让先生也见见阮学使。”
别的暂且不论，毕沅说起“辛楣先生”，阮元却是又惊又喜。眼看侍仆前往通报，直过得片刻，一个灰衫老者走了过来，老者虽已年近七旬，却依然精神矍铄，看到阮元，也不禁大喜道：“伯元！不想京城相别两年有余，我二人竟能在济南相见！看来老夫来这济南一遭，却也是来的值了！”
这老者正是钱大昕，阮元忙走上前来，向钱大昕作揖问好。眼看毕沅略有疑惑，钱大昕也将二人相识之事，说了些与毕沅听。毕沅听罢，也笑道：“既然阮学使与辛楣先生是旧识，那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了。阮学使，金石拓印、文字修订这些事，你若是缺乏人手，也尽管告诉我，却不要再客气了！”
阮元也再次谢过毕沅，眼看阮元和钱大昕多年不见，定是有许多需要详谈之处，毕沅又有其他公事，便暂行离去了。这时钱大昕才告诉阮元，原来他此番前来济南，原本便是过来看阮元的。钱大昕的弟弟钱大昭素来精于金石之学，听闻阮元在山东收集金石古物，便准备前赴阮元幕下，与之一同参研。钱大昕也想起已经两年多没见到阮元了，便顺水推舟，和弟弟一起北上。途中正好遇上了毕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修订已有近十年，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他深知钱大昕精于元代史，便也以《元朝秘史》向钱大昕相询。
这《元朝秘史》今日又称为《蒙古秘史》，是元代宫廷史书，可是终元一代，此书只有蒙古文字，并无汉文译本，是以明初修订《元史》之时，很多关键史料都未能收录。直到《元史》刊订已毕，此书方有汉译本，尽管如此，语言却也颇为粗糙。毕沅对此颇不以为然，一直想着即便不参考此书，通鉴续修也无伤大雅。但钱大昕却一再坚持，即便其中言语要重新润色，也应当将史料存于《续资治通鉴》之中，是以他一时未去拜会阮元，只在巡抚部院帮助毕沅修书，不想这日阮元竟也来到了抚院。
阮元也把上年英吉利使团入京之事，说了些与钱大昕听，钱大昕听罢，也道：“伯元，你却是有福之人啊，老夫当年在京城之时，所认识的西洋人也不过蒋友仁蒋先生一人而已。你却能见到一个使团，实属不易。不过话说回来，你说起那‘七政仪’，老夫却觉得是个难得之物。伯元，这西洋人言语文字，不学也罢，可他们往往精于巧思，用于天文历算的仪器，从来都有其独到之处，其间往往有我中原学人所不能虑及之事，你日后治学，可不要有门户之见才是。”
阮元也点头称是，道：“辛楣先生，其实我最近也想着，无论海内西洋，精于天文数算之人，自古而来，也不在少数了。可史料散落，不成体系，故而想着能修撰一书，将海内西洋历代畴人，尽数罗列其间，却不知辛楣先生意下如何？”所谓“畴人”便是数学家之意。
钱大昕点头道：“此事想来，自也不易，伯元，这精于筹算之人，确是需要立传表彰，可凡事也自当循序渐进。你先把金石之事做完，待有了空闲，再作一部《畴人传》，却也不迟。不过话说回来，晦之他金石一道，是我看着研习的，总是想着有些不够精通。伯元，你这幕中可另有精于金石之人？”晦之是钱大昭的字。
阮元道：“其实不瞒先生，这济南府却有一人，不仅精于金石，而且学问品行吏事俱佳，学生也想将他招致幕中，可他似乎，对学生有些误解，是以聘他入幕之事，一直未决。”说到这里，便也将武亿之事告诉了钱大昕。
钱大昕听罢，也沉思了半晌，道：“想来这武先生，也是个端方正直之人，只是所想未免偏执了些。也罢，他看不上铁侍郎，那我陪你去一次如何。老夫的名字，想来略知乙部、金石之士，是都会知晓的。只不过，我听他语气，若只是我陪你前往，你心意不够诚恳，那还是不够。却也得寻个更好的时机，让他知道你人品才是。”
想到这里，钱大昕也喃喃道：“既然是端方正直之人……想来也是心存忠义之士。伯元，我却有个想法，你看如何？”
阮元听了钱大昕的建议，自己也在心中斟酌了一番，若武亿并非铁石心肠，此举多半可以奏效。只是自己也需正心诚意，方能让武亿了解到一个真实的阮元。
山东的夏天素来酷热，直到了初秋，方才有了阵阵凉风，令人渐生舒适之感。这日武亿却也正好有闲情逸致，便搭了条船，前往大明湖对面的铁公祠参拜。一路上眼看虽是初秋，湖边亭台之间，枝繁叶茂依旧，却也有些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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