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夫斯基点了点头，肯定地说：“我想是这样的。因为这些工事都是朝着西面的，正好是德军进攻的方向。但是很可惜，这些工事在战争初期几乎没有派上什么用途，便被德国人占领了。结果现在倒好，被他们反过来用来对付我们。”
说起工事，我忽然想起了罗科索夫斯基即将派飞机来轰炸德军的防御阵地，也不知道前面的部队有没有做好地面标识，要是被自己的飞机误炸，那就太悲剧了。我赶紧问阿赫罗梅耶夫：“少校，我们的空军马上就要来轰炸敌人的防御阵地，不知道前沿的部队布置好地面标识，去引导空军轰炸敌人啊？”
“放心吧，司令员同志。”阿赫罗梅耶夫信心十足地对我说：“我刚刚和谢留金将军联系过，他说他们用红旗在阵地前面摆出了一个箭头，直接指向敌人的防御阵地。这样一来，只要我们的空军出现，就能根据他们的指示，对敌人实施饱和轰炸。”
“谢留金师长考虑得很周到，”我笑着对所有人说：“这样设置的地面标识简单明了，只要我们的空军降低飞行高度，就能清晰地看到……”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接着积雪从观察所顶部的圆木缝隙里如雪崩般撒落下来，让我们几个人都变成了“雪人”。
“不好，敌人发现了观察所的位置，正朝我们这里炮击呢。”经验老道的波夫斯基大喊一声，然后冲过来抓住我的手臂就往外拖。反应慢半拍的别雷见到波夫斯基的举动，也冲了上来，架住我的另外一只手臂，往外就跑。
波夫斯基和别雷一左一右架着我，沿着连接观察所的交通壕，朝山坡后面狂跑。我边身不由己地跟着两人的惯性往前跑，边扭头看了一眼，只见阿赫罗梅耶夫和剩下的参谋、报务员刚跑出来，观察所就被一发炮弹命中了。在一团巨大的暗红色火焰中，阿赫罗梅耶夫他们几人向前扑倒在了地上。
波夫斯基两人架着我，直跑到山坡的后面安全的地方才停了下来。别雷弯着腰，双手叉在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司令员同志，附近肯定有德国人的炮兵观察哨，否则敌人的炮弹不可能打得这么准。”
在山坡脚下担任警戒的布科夫，见我们如此狼狈，连忙带着十几名战士跑了过来。关切地问：“司令员同志，出什么事情了？”
我指着正在遭到敌人炮击的山坡上方，气喘吁吁地说道：“可能是德国人的炮兵观测员，发现了我们的观察所，并为德军的远程炮兵提供了射击参数。”说到这里，我又连吸了几口气，接着吩咐道：“少校，你派人到附近去搜索一下，看能否找到敌人的观测员。还有，你亲自带人到山坡顶上的观察所去一趟，看看阿赫罗梅耶夫他们还活着没有？”
就在布科夫答应一声，准备离开时，我忽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司令员同志，我没事，我还活着。”
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只见阿赫罗梅耶夫扶着交通壕的壕壁，一步步地朝我们走来。他头上的军帽不知去向，额头上血流如注。他身后跟着的参谋和报务员都是衣衫褴褛，脸庞都被硝烟熏得黑黑的，两人相互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跟在阿赫罗梅耶夫的后面。
“卫生员，卫生员！”看到阿赫罗梅耶夫负了伤，我顿时心痛不已，连忙冲着山脚下指挥部的方向大声地喊道：“这里有伤员，到我们这里来。”
随着我的喊声，从指挥部里跑出了一名穿着棉军服的战士，他身上背着一个医药箱，向着我们快速跑过来。
等卫生员跑到我的面前，我用手一指旁边的阿赫罗梅耶夫，吩咐他说：“卫生员，少校负伤了，你赶快给他包扎一下！”
“少校同志，请您坐下，否则我够不着。”卫生员等阿赫罗梅耶夫坐在地上后，用酒精给他擦洗了伤口，再涂上碘酒，然后便开始仔细地包扎起来。
“少校，你感觉怎么样？”我看到卫生员在为阿赫罗梅耶夫清洗伤口时，痛得呲牙咧嘴的样子，忍不住担心地问：“是不是疼得特别厉害啊？”
阿赫罗梅耶夫因为头部被卫生员摁住而无法动弹，只能咧咧嘴，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回答说道：“没事，司令员同志，我顶得住。”
正在包扎伤口的卫生员，边往阿赫罗梅耶夫的头上缠绷带，边对我说：“放心吧，司令员同志，少校的伤不严重，只是摔倒的时候，被地上的硬物磕了一下，要不了几天，伤口就会痊愈的。”
卫生员为阿赫罗梅耶夫包扎完毕后，又提着医药箱走到了参谋和报务员的身边，蹲下身子为两人处理伤口。
听说阿赫罗梅耶夫没事，我心里悬着的石头也算落了地。要知道，他除了此刻是我的最佳助手外，还是几十年后苏联解体时的国防部长，假如因为我的出现而意外牺牲的话，将来的很多历史就会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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