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辅成和李贽这两个自由派，在讨论人不被朘剥才能获得自由，他们讨论的朘剥，不仅仅在生产中，还在生活中，衣食住行，房屋供给，医疗、教育、供水、生活垃圾处理等等基本生存需求的商品化，导致生产者可自由支配的所得减少，自肉食者在衣食住行中掠夺了更多的财富。
反对朘剥的战场，不应该集中在劳动市场公允和生产资料归属这两件事上，还要看向作为人必须要拥有和取得的权利。
这就是林辅成和李贽的有限自由，朱翊钧对有限自由论是极为认可的。
林辅成和李贽，从姜维谈起，到君圣臣贤救不了天下，需要万夫一力，需要四方庶民获得自由，才能实现，逻辑是极为清晰的。
水窝子的水霸，通常会将水进行甜水井和苦水井进行区分，甜水井供应肉食者，苦水井供应穷民苦力，苦水井一桶水卖6文，甜水井也卖6文，因为水霸要用甜水来贿赂肉食者，维持自己独占这片区域的水井，维持苦水井高昂的价格，维持自己的利润。
比如五城兵马司就会禁绝城中打井，一旦发现，就会回填，甚至用差役等事儿为难，因为水霸们都会给五城兵马司的校尉们上一份贡奉，维持自己的地位，好处绝不是一桶甜水那么简单，贡奉才是利益。
水窝子是水霸，还有就是粪霸，粪道主。
另外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教育了。
在洪武建极之前，延安府，一共有三州十六县，仅有四座儒学堂，自洪武二年诏命“郡县立学校”后，至洪武十七年止，一共修建儒学堂20所。
北平府(顺天府）1府4州21县，儒学堂只有8座，到洪武十七年时，顺天府额外增设了21座。
宣宗朝胡濙上表言：国朝自洪武之初开设学校，内有国子监，外有学，教养之法甚备。
洪武十七年四月，太祖高皇帝再下诏：设岷州卫军民指挥司儒学堂，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同年润十月，辽东都司建立儒学堂。
在这段时间，有儒学士鼓噪‘边境不必建学、盖因边境之民不可教化’的风力，朱元璋非常生气，下一份冗长的圣旨，以‘圣人之教无往不行’为由反驳，痛骂儒学士就是不愿意到边方吃苦所以才如此聒噪。【注1】
自洪武十七年起，大明军屯卫所开始建设学校，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矢志不渝的建立军屯卫所的卫所儒学堂。
军屯卫所儒学堂，设官如府学之制，府州县和军屯卫所的儒学堂是完全相同的规格。
如此大规模的建学，西席先生、老师从哪里来？
洪武八年，朱元璋下诏，命御史台官，选国子生分教北方，当年三月，从国子监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给廪食、赐衣服而遣之。
这就是儒学士反对边方军屯卫所建学的原因，因为没有老师，朱元璋那性格，一定会从国子监遴选，最后受苦的还是儒学士。
自宣德年间开始，军屯卫所儒学堂因为老师逃所，生员减少，军屯卫所儒学堂开始消亡。
历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到景泰五年时，已经是‘徒有学校之名，而无可餋之士，各边儒学，似此不少，宜悉革罢，以省妄费’，最终奉敕开始裁革边卫儒学堂。
而府州县学也在消亡，顺天府29座儒学堂，剩下了7座还在使用，其余皆被废置。
伴随着府州县学堂、卫所儒学堂的废弃，是大明朝的私塾、书院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束修变得昂贵了起来，但仅仅是束修昂贵也就罢了，重视教育的中国人，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
可是这拜闻达之士为师，隐形的门槛，才是最重要的。
林辅成所说的将匠人打造成贵族阶级，社会地位等同于士大夫，掌控生产资料的同时，还拥有向上跃迁，成为官选官，影响大明这艘大船方向的可能。
即，统治阶级。
“诚然，现在做不到。”林辅成十分肯定的承认了自己说的不过是镜花水月，他看向了所有人说道：“做不到，就必然失败。”
朱翊钧不再发问，林辅成是个意见篓子，他不需要具体的实践，他的说辞他的意见，总是充斥着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
比较有趣的是：林辅成围绕着人性本恶，用规则去束缚人性之恶的角度去出发。
如果从人性本善的孔孟之道，去看待这个问题，人性本善，在衣食无忧的时候，道德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崇高，军屯卫所、官厂团造、工兵团营、卫所儒学堂、府州县学、宏源大染坊的集体所有经济，都一定会成功，根本不需要讨论，去约束。
李贽看这个气氛过于严肃，开口说道：“最近在绥远出了一个熊罴，即熊廷弼，熊廷弼文武双全，天资聪颖好学，但在老家的时候，熊廷弼只能给地主放牛，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拜不得老师，也去不得学堂，最终靠着一把子力气，到了潞王府做了护卫。”
“被陛下赏识后，到了全楚会馆就学，大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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