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恢复了官船官贸，借着要去蒙兀儿国运马的契机，将大明的货物运到蒙兀儿国进行贩售，这不是郑和下西洋，因为规模实在是太小了。
大明海权的旁落，不是从刘大夏将郑和当年的旧案隐匿开始的，是从成祖文皇帝朱棣驾崩之后，就已经失去了，失去了支持的郑和，也做不了太多的事儿，宣德六年最后一次南下西洋，就是大明海权的最后绝唱。
这中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显然，朝廷这头禁止民间泛舟出海，那头儿自己赚的盆满钵满，这引发了巨大的不满和广泛的反对，在这种反对的浪潮之下，大明政策的调整，又充斥着矫枉过正和完全否定的错误。
万历开海，大明朝廷也非常谨慎，不仅仅是朝廷官船官贸要出海，也不禁止民船出海，才是开海政令，没有引起广泛反对的原因，大明官船走的航路，就像是大明陆地上的官道驿路一样，会更加安全一些。
海瑞作为琼州人，和大明腹地隔着一道海，在大明海权强横的时候，琼州异常的安稳，在海权衰弱的时候，琼州遍地都是穷民苦力，所以，在朝廷的马船前往蒙兀儿国的第一时间，海瑞就询问算不算是下西洋的延续。
答案是否定，这不是当初的延续，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兵部尚书谭纶，思索了片刻说道：“我不认可大司徒所言，的确，这次下西洋的船队数量和规模，确实连宣德六年那次都比不得，可是这次出巡的五桅战座船就有五艘，三桅夹板舰共计五十艘，这五十五艘船的载货量、火器数量、军兵数量，已经和当初不相上下了，足够宣扬国威，而且能带回足够的利润了。”
“最关键的是往返时间，这次的往返时间只有六个月，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打通这条航路，我大明官船官贸，一年可以在大明松江府和蒙兀儿国苏拉特之间，往返两次，这和当初动辄三四年的出海相比，周转更快。”
在讨论大明海权衰弱的时候，人们往往聚焦于成祖文皇帝吃独食，海贸所获尽归内帑引得广泛反对；聚焦于朝廷的懒政，一刀切的矫枉过正；聚焦于劳民伤财，征调了过多的军兵民，参与到造船、护卫等事之中；聚焦于东南沿海的遮奢户们为了私门之利，鼓噪反对风力舆论。
谭纶谈到了一个被人忽略的点儿，效率。
郑和带领船队七次下西洋，最少也要两年的时间才能返回一次，永乐、宣德年间的七下西洋，肩负的使命实在是太多，既要宣扬国威，又要荡涤海疆，也要沟通海外番国，还要兴办官厂，既有军事使命、也有外交使命、还有政治使命，而赚钱的经济使命，反而是排在最后的一个使命。
在成祖皇帝龙驭上宾之后，仁宗登基的时候，下西洋活动，随着香料不断涌入大明，已经变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甚至变成了赔本赚吆喝之事。
“各家干各家的活儿，戎事交给水师衙门，外事交给使臣封舟，赚钱的买卖交给商舶，分工明确，则各司其职。”谭纶再次补充了自己关于开海的想法，一个船队身兼数职，并不能一次把事情办完，反而因为一件事，耽误了其他所有事儿，而且戎事重要？还是政事重要？还是外事重要？
“大司马所言极是。”王国光斟酌了一番谭纶的话，十分认可谭纶所言，万历年间的官船官贸，规模的确小，但是它赚的不见得少，因为周转更快，货物来往更加快速的缘故，专门负责赚钱的官船，要比永乐、宣德年间赚的更多。
张居正认真的琢磨了下，在官船官贸的奏疏上，汇总各方意见，写好了浮票，张居正作为帝国首辅，赞同在海事活动中，进行更进一步的分工，以提高效率。
大明皇帝支持下的开海新政，仍然在持续推进之中，皇帝新政和张居正新政，共同构成了万历新政，这两个新政是不同方向，是不同人物主导，是相辅相成的，并非对立。
“户部上会计卷，汇总万历六年钱粮赋税，农六项，计银2080.2万，其中银337.8万银，米2073.3万石，麦587.6万石，草料1414.2万束，木碳2519万斤、炭2259万斤等，商五项，计银223.8万，杂色348.7万，共计2652.6万银，农六项占比78.4%，另外…”张居正拿着一本奏疏，深吸了口气说道：“去岁，京堂毛呢官厂、西山煤局、织造局、市舶司、稽税局追欠等共缴纳利润769.4万银。”
另外附表是单独会计，是不算在米麦、丝绢布、屯田、马政、夫役、皇庄、税课、马政、盐、茶、冶、船钞、杂色之内，也就是皇帝主持的新政的主要收入，这是上交到了国帑的直接利润，其中已减去了给内帑的分账，是到太仓的现银，可以直接压印银币的现银。
“陛下圣明。”王国光、张学颜代表户部对陛下做出的卓越贡献，带头唱起了赞歌，数字不复杂，大明皇帝主持的新政的纯利润，占据了国帑总财政收入的22%，这个数字已经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可以说，大明国朝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国事，是被皇帝个人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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