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马弘文对王元鹅的“自杀”持有较深的怀疑态度。
在他看来，一个人要自杀，就和要去杀别人一样，必须得有充足的“作案动机”。尸检报告只能作一参考，是重要证据，但并不能真正为王元鹅的死定性。
尸检报告是根据现场环境和王元鹅的尸体特征得出的结论。在马弘文眼里，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人为布置，最终让警方“鉴定得出”这一结论。线索和尸体是会“说话”的，但在高明的“犯罪大师”的有意布置下，有时候也会“说假话”。
在尸检报告的基础上，如果同时还能找出“自杀动机”，那么王元鹅的死才能真正被定性。
因此，尸检报告出来前后，马弘文一直在就王元鹅的社会关系进行紧锣密鼓的调查，试图找出他的“自杀动机”，或者说是在调查了解他有无“被杀”的事端或可能性。
经深入调查，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超出医院配给分量的部分，系他本人通过张培从黑市上购买。张培就是电视台派出居中联络、照顾王元鹅的人。
张培是王元鹅上吊前接触最多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和王元鹅有联系的人，更是现场的第一发现人。王元鹅如果是他杀，张培毫无疑问就是首要嫌疑人，更是着重调查的首要对象。
从保存的影像档案来看，张培瘦巴巴的，王元鹅的死让他深受打击，显得精神萎靡，脸色苍白，看起来就像个吸食毒品的“粉子鬼”。
“为什么要帮王元鹅从药贩子手里购买三唑仑？”马弘文的小眼睛一直盯着张培，在得知王元鹅是通过他非法购买的三唑仑后，开门见山地问出了第一个疑问。
张培一直怀疑对面坐着的那名矮矮胖胖的警察在闭着眼睛打瞌睡，直到对方开口发问，才确定那人应该是睁着眼的。
王元鹅死后，这并不是张培第一次被警方问话。但之前找他问话的并不是马弘文，而是其他人，问的问题也基本集中在王元鹅死的当天夜里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有无不在场的人证物证等。张培都一五一十的老实交代，经核实后基本被排除了嫌疑。
但王元鹅通过张培购买了三唑仑这一事实被警方挖掘出来之后，他又重新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
高明的谋杀案作案人，作案时不一定非得在案发现场。
比如投毒谋杀，作案人只要掌握被害人的作息时间和生活规律，完全可以事先将毒药溶入被害人饮用的食物、水源中。
再比如，一些“教唆自杀”案中，作案人利用被害人受挫、情绪悲观等特有条件，通过对其进行pua或洗脑等方式，灌输“自杀就是解脱”“死了就一了百了”等消极思想，最终教唆推动受害人“自杀”。
毫无疑问，张培对王元鹅的个人情况、情绪状况都掌握得比较清楚，同王元鹅的联系和接触的时间较长，并且极为密切，完全具备“教唆他人自杀”进而“帮助自杀”的犯罪条件。
如果王元鹅的死是“他杀”，并且张培就是“真凶”，那么毫无疑问，张培就是一名高明的“犯罪大师“。
同时，由于对张培在这方面的怀疑缺乏实质性的证据，只能从他的口供中谋求突破。
基于这样的考虑和认识，当时初任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马弘文决定亲自会一会张培。
在重新传唤张培后，马弘文有意将他单独晾在审讯室里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珊珊出现。
将嫌疑人晾在审讯室不闻不问，结合室内压抑的空间，让嫌疑人摸不准警方的态度，从而产生忐忑焦虑的情绪。这是对付嫌疑人的常用审讯技巧。
马弘文出现后一言不发地坐了许久，才开始问话。他的一对眼睛实在太小，这就导致出现了先前的那一幕，让张培怀疑眼前的马弘文在审讯时，是不是睡着了。
面对马弘文的质问，张培打起精神，说：“他说医院开的太少了，不够吃。”
“三唑仑是处方药，一旦过量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医院向王元鹅解释过，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医院才会定量开具。我们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医院也向你叮嘱过。所以，我问的是，你明知道三唑仑过量会产生哪些危害，却为什么还要帮他非法购买？”马弘文继续逼问。
张培咽了口口水，看起来有些紧张，答非所问地说道：“你们当时在王元鹅家里就做过搜查，他家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也没有与人搏斗的痕迹，为什么现在还要怀疑我？”
“假如王元鹅为他杀，在他服用大量三唑仑后，再将他挂在绳子上，制造‘上吊’的假象，事后再将现场有外人出入的痕迹抹除。只要是熟人作案，就能做到这一点。你就是和他很熟的人。”
马弘文并未一本正经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怀疑，而是摆出一副十分认真的嘴脸，在信口胡扯。
他嘴里说的这个怀疑并非毫无可能，但张培在当天夜里有确切的不在场的证据。换言之，就算是熟人作案，但张培的不在场的证据足以让他在这一作案可能性上被排除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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